很多人都在关注产学研结合，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汉廷院委关于产学研对话的博文。我对这个问题也关注了很久，想谈点个人看法，算是抛砖引玉吧。
产学研结合是我国特有的称呼，国外类似的说法有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Industry-Academy Partnership等等。产学研结合不仅在中国有障碍，国外也有。2005年，我和孔欣欣、张海波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考察时，Patrick教授告诉我们，法国的大学教师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缺乏为企业服务的动力，因此，政府为了鼓励大学与企业的结合，大幅削减大学的职位。但这种做法遭到教师的极力反对，引发了大规模的教师游行，改革措施不得不中止。
对我国产学研结合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产、学、研的不同功能和定位影响产学研结合。产学研作为不同的创新主体从他们诞生那一天起就赋予了不同的功能，所以，定位和分工不同是必然的，正因为定位和分工不同，才有结合的必要，因此，这不能成为影响产学研结合的障碍。只要产学研各方寻找到共同的利益结合点，他们的结合就能获得成功。另一种说法是我国的产学研结合以项目合作为主，目标短期化。产学研结合有多种组织模式，从简单的信息交流到着眼于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短期合作到长期合作，每一种组织模式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的条件，不能说哪种组织模式一定是最好的组织模式。因此，产学研结合的目标短期化不能称其为问题。
到底我国的产学研结合存在哪些问题？这个问题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我的观察，我国的产学研结合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部分产学研结合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在我国的产学研结合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但在政府推动或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的产学研结合中，存在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的现象，因此产生了产学研结合形式化的问题。产学研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是产学研各方的自愿行为，如果产学研各方不情愿地走在一起，产学研结合就难以收到实效。即使是政府推动或国家科技计划支持的产学研结合，也应以产学研的自愿结合为前提。
第二、产学研各方对彼此的定位和分工认识不清。产学研各个主体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有各自的定位和分工，但在实践中常常发生错位。比如，有的学研方一旦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市场价值，就希望自己进行转化，不愿意转让给企业。有的企业在与学研合作中希望学研提供“交钥匙”工程，而实际上学研一般是做不到的，因为产学研合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和分工，学研不可能替代企业的功能。
第三、产学研结合的组织形式与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的需要不适应。产学研结合固然有多种组织形式，但如果是产业技术重大创新，则往往需要产业技术联盟这样比较稳定和长期的战略合作组织形式，因为产业技术重大创新投入高、风险大，系统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要求各参与创新的各部门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合作组织形式松散，不能适应产业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
第四、产学研结合的利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产学研结合过程中出现利益纠纷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结合之前必须要严格签定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结合过程中要严格履行协议，出现问题要按照协议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但在我国的产学研结合中合作协议对责、权、利界定不清，为日后利益分配留下隐患；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收益等合作成果的分享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定，处理利益纠纷问题依据不足；对协议的履行缺乏有效的监管，社会信用体系有待完善，人们的履约守约意识需要加强。
第五、政府对产学研结合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一是引导产学研结合的政策环境有待完善。《规划纲要》及其配套政策提出了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方向，但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还有待制定。二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公共技术平台和服务体系有待健全。服务于产学研结合的信息渠道分散，信息网络不畅通；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科技中介促进产学研结合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政府资源配置对产学研结合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我国对产学研结合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综合性的科技计划，专门针对产学研结合的国家层次的专项科技计划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