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围栏 武警换保安
乌鲁木齐市打造亲民政府
到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办事的人们发现，那里的门卫换了，原来威严的武警哨兵不见了，守在大门旁的是身着制服的两名保安。
“一年前我来政府办事，车进不了政府大院，因为我们的车没有可以进入市委市政府的通行证。”李先生今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了，因为市委市政府没有了围墙和围栏，任何车辆都可以停放在市委市政府楼前的停车广场，进这个大楼的门和进其他办公场所的大门没什么区别。
这座新的市委市政府联合办公大楼是2004年4月正式启用的。市委秘书长黄公毅介绍说，大楼竣工后，建不建围墙和围栏就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有些人担心上访的人会影响市委市政府的正常办公，并可能由此引发安全问题。
“建围墙和围栏，是要围住谁?是想拦住谁?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百姓的政府，谁都可以来，政府不应是过去的衙门。”经过反复研究，市委市政府决定以迁楼为契机，改变政府行政观念，构建敞开政府。
一座弧型的、象征着敞开胸怀的办公大楼矗立在广场上，广场前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休闲的人们；办公楼停车场上停满了车辆；在办公楼进门处的正前方，液晶显示屏上滚动着“乌鲁木齐市党政机关工作接待守则”；每层楼都设有3个卫生间，除男女卫生间外，还有残疾人专用卫生间；在楼层的僻静处设有供来访者休息且造型雅致的桌椅。“政府更有人情味了，到这里办事感到亲切多了。”如今来市委市政府办事的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黄公毅说，过去，一提到群众上访，很多人就认为是群众来找政府的麻烦，更有甚者把群众上访视为聚众闹事，对待上访群众也多是一推、二拖、三劝。现在市委市政府统一了认识，人民群众上访表达他们的困难和意见，是一种正常行为，是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对待来访群众，我们要求必须有专人全程接待，不得冷落上访者。人民政府为人民，这些不能只是口号。
政府机关何须森严壁垒
乌鲁木齐市努力打造透明政府，新竣工的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发生了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原来威严的武警哨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守在大门旁的两名保安；二是没有了围墙和栏杆；三是任何车辆都可以停放在楼前的广场上，不需要特殊通行证。人民群众对这种变化自然感到高兴和开心，纷纷称道“政府更有人情味了，到这里办事感到亲切多了。”
这些年来，许多地方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都在“与时俱进”，倘若和当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也不能说是坏事，但让人看不惯、弄不懂的是，几乎无一例外的围墙深院、武警守卫、保安挡驾、车辆进出要有特殊通行证，颇有森严壁垒的架势，给老百姓的感觉是，拒人以千里之外。我曾经在某地的教委大楼门口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满头华发的老教师一遍又一遍地向保安说明，他有要事面见教委主任，而且先前有约，只是没定具体时间。但保安硬要她报出教委主任的电话，否则不准进。无奈这位老教师硬是报不出，一个劲地诉说自己乘了两个多小时公交的辛苦。但保安就像一堵墙，死死地把她堵在了那里。
以人为本的理念讲了多年，在政府的倡导下，大批的服务机构如银行、公用事业收费窗口等越来越人性化了，但引导这一潮流的政府机关却把自己包裹起来，变得门难进了，人难见了。我们的政府不是为老百姓设立的吗？我们的政府不是服务的政府吗？为什么要与自己的服务对象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为什么给来办事的人们造成种种不便？省、市这样的高层机关且不说，到（区）县、乡镇这样的最应该与平民百姓亲密接触的地方看看，不少也是不能轻易进的去的？如此这般的森严壁垒，能够找到的最大理由是，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但阻挡了人民群众与政府的亲密联系，给老百姓办事造成诸多不便。
打造亲民政府、服务政府，需要有具体而切实的措施加以保证，乌鲁木齐市委、市府的做法应当推广和借鉴。
人类已耗三分之二的资源
来自95个国家1360名科学家联合发布报告，人类已耗尽2／3世界资源。该报告详细列举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
60年 为了满足人类对食物、淡水、木材、燃料的需要，在过去的60年中，被人类开垦为农田的土地比18世纪和19世纪的总和还要多。
24% 迄今为止，地球陆地表面24％的面积已经被人类开垦为耕地。过度采伐森林可能导致疟疾和霍乱肆虐危险的增加，并有可能引发不知名的疾病。
50% 人类现今消耗的地表水约占所有可利用淡水总和的40%到50%。
1/4 至少1/4的渔业储备已被人类过度捕杀。一些地区的捕鱼量已经不到大规模工业捕鱼开始前的百分之一。
35% 1980年以来，全世界35%的红树林、20%的珊瑚礁已经不复存在。
中国能源浪费代价高昂
中国政府已经下令首钢在2007年前分阶段压缩在北京的钢铁冶炼生产能力，并将冶炼设施迁出北京。主要以煤为燃料的首钢工厂每年要排大量烟尘和污染物，北京决意要赶在2008年奥运会前将这些污染清理干净。
首钢搬迁任务不仅是减少污染，它还将让一家有40年历史的工厂停产，并迫使首钢建立一个远比现在的效率高得多的新厂。当然，有着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的能源需求是巨大的。但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级的浪费大户。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政治经济学家姜文然(音)推算，每创造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的能源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它的能源利用效率也远比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中国必须从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向绿色模式转变。”
每生产1吨产品，中国钢铁厂平均消耗的能源量约为日本或韩国的两倍。中国只有5%的办公楼和居民楼达到了该国规定的最低节能标准。中国的浪费对全球油价有着巨大的影响：2004年，中国日进口石油240万桶。美国能源部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不得不日进口840万桶石油。
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一项计划，要求到2020年时把对天然气的依赖从3%提高到10%。烧天然气的工厂比烧煤的工厂的燃料利用率高一倍。中国消耗的燃料有2／3都是煤。该计划还要求新建30座核反应堆。柴油机制造者康明斯发动机公司的东亚地区业务经理约翰·沃特金斯说，几乎每一个他见过的政府官员都强调“更高的效率和更洁净的空气”。该公司为中国大陆的公共汽车进口并制造柴油机，柴油机比燃气轮机的效率要高出30%。英荷壳牌石油集团与数家化肥厂签订协议，允许这些工厂使用它的把煤炭转化为燃烧效率更高的合成气的技术。通用电气公司正在生产一种极其畅销的燃气轮机。
所有这些都有帮助。但是，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获得明显收效。中国有许多浪费能源的钢铁厂、造纸厂、化工厂和发电厂，这些工厂使用的是已经运转了数十年的燃煤锅炉。一些钢铁企业——如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号称拥有现代化的设备。但是，中国仍然有许多小厂家在使用高炉和熔炉。国立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研究中国能源问题的专家乔纳森·E·辛顿指出：“有的钢铁厂只是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建立的。这些工厂的效率简直低极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2004年的燃料消耗增长率是当年经济增长率的1.5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率是1，甚至更低。
中国消费需求猛增正在刺激对高能耗的空调、冰箱和更宽敞的住房的需求。自2001年以来，中国城市已经颁布新的要求节能的建筑标准。但是执行情况并不乐观。
另外，中国的汽车销量也在猛增。到2020年时，该国汽车数量估计将从目前的2400万辆增长至l亿辆。到那时，交通将占到中国能源消耗的60%，目前这个数字是33%。节能规定一向执行不力。虽然规定汽车制造商在从去年7月起的三年之内把效率提高5%，但是据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估计，目前仅有44%的小汽车和4%的运动型多功能车达到了新标准。怀疑论者仍然怀疑中国是否将下大力气惩罚违规者。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为它的大肆挥霍付出高昂代价。世界银行估计，燃料利用率低正使中国每年损失1200多亿美元，一部分是损失的工业产值，另一部分用来支付与污染有关的保健开支。就连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无法长期承受这份帐单——它正是由中国燃烧能源的方式造成的。
生态安全---民族的生命线
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1月2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当这样一个信息传来的时候，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环评风暴正遭遇着违法开工的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说明在操作层面，中国的环境执法还任重道远;同时，民间层面关于是否需要敬畏自然仍在争论之中，这至少说明，环境意识尚未成为广泛的共识。
其实，我们的生态系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了警报，有很多灾难已经在我们身边：能源和水资源危机，土壤、饮用水，有害废弃物的污染，气候变暖，雪线上移、酸雨肆虐、水土流失、物种锐减、生物圈紊乱，垃圾公害，以及每年30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扩展……从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次的环境指数排序，不过是各种警报声中的一个音符。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一种来自国际社会的预警，促使我们加大力度建立生态安全体系。
生态安全，首先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预警系统，包括专家、媒体和民间环保人士们的种种警示之声，培育大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保证环境质量的信息通报渠道和大众的知情权。毕竟，环境质量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个体健康生存的根基。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单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而是我们对这种恶化失去知觉。
环境法是保证生态安全的法律卫士，但在2003年9月1日环境法正式生效之后，还出现了这次环保总局查处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重大项目，是令人深省的。这次查处行动强调要使环评成为一种严肃的法律制度，这为环境安全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将缓解因为不适当的和违法的开发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减少冲突，有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它不仅仅是解决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而且是从源头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保障生态安全，必须告别旧的以经济为唯一指标的发展模式，将生态安全作为发展的内在部分。生态成本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长远经济的基础。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宣布叫停30个违法开工项目时所说，叫停一批项目可能损失几十个亿。但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火电厂燃煤排放的温室气体一旦超出人均4吨，我们国际履约的费用每年就要达到500亿，2020年之后，我们仅为燃煤造成的疾病就将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占GDP的13%。
生态安全的保障，还在于大众选择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节能节水、适度消费、环保选购、绿色消费、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垃圾分类，循环回收，救护物种、保护自然，这些新的国际绿色潮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心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放弃。
中国在这次144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排序中的倒数14位，再一次提示我们的生态赤字。欠债要还，自然有他讨债的方式。在生态的灾难面前，经济和生命同样的脆弱。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安全，人们总是经常忘记这个常识，又总是习惯于低估自然的报复能力，说到底，还是缺乏对自然的一份敬畏。有必要来一场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全民大反思，建立生态安全的心灵预警系统，从价值体系到技术体系，从社会机制到人的行为的变革，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生态安全也是生命安全的防线。我们的民族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投融资体制不完善、产权市场建设乏力、垄断行业改革滞后
成困扰企业的三大顽疾
企业发展环境尚待优化
“相当比例的企业经营者没有感到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尚待根本性突破：政企不分、行政干预、选拔任用制度不完善、激励不足仍是影响企业经营者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缺少跨国经营的人才、企业规模和品牌实力不够、对国外情况了解不够、信息量不够是影响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障碍……”
日前，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组织实施的、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调查对象的“2004全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公布。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对本次宏观调控有较高评价，认为宏观调控有助于改善企业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2005年经济走势和企业经营状况将“稳中向好”。但是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仍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本次调查的样本中，2004年65.76%的企业实现盈利，盈亏持平的占24.85%，企业亏损的占9.39%。对于2005年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51.8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会趋于好转，40.61%的表示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只有7.58%的企业表示会恶化。企业对未来投资意向的态度也显示，2005年将是一个“稳中向好”的年份，55.7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未来投资意向将增强，37.20%的表示不变，有7.01%的表示投资意向趋于减少。
据介绍，本次调查的大量数据，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企业发展环境在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
在企业发展环境方面，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近两年来企业发展的环境总体趋于好转。具体来说，除了融资环境以外，认为近年来企业发展的城市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市场环境、投资环境和信用环境有一定好转和明显好转的，都超过了半数。但仍有相当比例的企业经营者没有感到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认为企业融资环境市场环境、投资环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信用环境变化不大的比例分别达到了48.33%、35.87%、44.82%、39.63%、38.11%和40.12%。
调查还显示，在企业经营者对外部环境的综合评价中，垄断行业改革问题、融资环境问题和信用环境问题较为突出。从2004年的实践看，宏观调控中反映出的经济生活中某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显地同这些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相联系。例如：盲目投资和低成本扩张的根源在于投资、融资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乱象丛生也在于产权市场、资本制度建设乏力；信贷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直接结果；电力短缺与垄断行业改革滞后有相当大的联系等。而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是当务之急。
综合分析研究本次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要实现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切实解决好影响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适时调整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企业经营者认为，2004年9.5%的经济增长率是新一轮投资回升趋势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产物，2005年要继续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但有关经济政策需要做出适时的必要的调整。
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22.9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应当继续坚持，63.4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有必要做出调整，其他13.62％的企业经营者表示难以判断；对货币金融政策，25.4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应当适当提高利率，68.6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应当保持利率水平的稳定，5.90％的企业经营者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对汇率水平，9.2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人民币高估，80.0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的汇率水平是适中的，10.7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人民币低估。
在关于目前企业税收和税外负担的调查中，只有18.5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税收负担适中，分别有52.60％和29.90％的企业经营者表示企业税收负担偏重和过重；有55.0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税外负担变化不大，37.38％的认为相对增多，7.69％的认为有所减少。
对于如何提高企业竞争力，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应当优先重视提高战略决策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要注重提高经营者和员工素质、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要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大信息化投入力度，加快信息化建设，同时企业要克服障碍，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我国外贸需摆脱“四个过分依赖”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2004年已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位居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地位已经确立，但迈向贸易强国的路依然充满艰辛。
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日前在出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和北京国际贸易学会联合举办的新春座谈会上提出，当前中国外贸万亿美元规模的背后，依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四方面：过分依赖传统大市场，过分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过分依赖于数量扩张，过分依赖加工贸易。
第一，过分依赖日、美、欧传统大市场。据统计，去年中国对美出口超过了1200亿美元，对日出口是1709亿美元，对欧盟出口是1777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量还是依赖于这些传统市场，并且这些传统市场占中国整个贸易比重还在增加。
第二，过分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这个经营主体。
第三，过分依赖于数量扩张。中国现在一年出口鞋60亿双，出口服装47亿件，这都依赖资源的消耗，而资源是有限的。数量的扩张是我们的隐忧，这充分体现了我们贸易增长的脆弱性。
第四，过分依赖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的增长规模越来越大，已渗透到我们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但带来的危害也在日益显现。在长江流域，90％的城市和河段是重度污染，珠江三角洲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所以，贸易方式过多的依赖加工贸易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去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35%，总量超过了1万亿美元，达到了11548亿美元。傅自应表示，按照经验快速增长期靠惯性还要保持一段时间，如果说我们不从现在开始花10年乃至20年的时间着力于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贸易大国的地位就难以突破。
傅自应说，中国外贸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2万亿美元。如果说我们未来的1万亿还是靠数量扩张、靠传统的增长方式，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从这个客观要求来说，必须要转变增长方式。
其次，客观的市场容量要求必须转变增长方式。现在中国人均做4双鞋，今后达到8双鞋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在质量、技术创新、品牌、附加值上下工夫。
傅自应指出，推进转变增长方式，就要改变对外贸易的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搞技术创新，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搞品牌战略。在中国出口的5000多亿美元产品里，真正拥有自己品牌的还不到10％，名牌就更少，在全球最有影响的100个商标里面，我们就只有一个海尔。
有害垃圾进口激增 带来系列严重后果
中国决不能成发达国家垃圾厂
中国一方面从国外高价进口塑料垃圾，而另一方面却放任本国的塑料垃圾污染环境。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了弥补原材料的不足，垃圾进口量激增。据中国媒体公布的统计数字，2003年中国塑料垃圾、废铁、废纸的进口量分别是1990年的125倍、50倍和21倍。虽说垃圾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健康的损害，以及随着垃圾一同流入的害虫问题和走私等问题都日益严重。出口垃圾的发达国家也不该对此漠不关心。
去年，由于原油价格暴涨，塑料垃圾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5月之后，由于一部分日本企业在向中国出口的废塑料中混入了次品，中国便全面停止进口日本废塑料。但中国去年仍从韩国等国进口了约400万吨废塑料。进口量与前年相比增加了100万吨，而且每吨的价格上涨了50％。然而，中国国内每年产生的600万吨塑料垃圾，却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回收，随便丢弃在荒郊野外。甚至在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周围，也散落着不少这种被中国称为“白色污染”的塑料垃圾。中国一方面从国外高价进口塑料垃圾，而另一方面却放任本国的塑料垃圾污染环境。
随意排放致癌污水
不但如此，在中国被视为有害废弃物而严禁进口的石油化工废弃物和废弃触媒的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据说，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废弃触媒都流入了中国。虽然从这些废弃触媒中可以很容易地提炼回收镍、钼等金属，但一些进行地下回收的中小企业没有相应的安全设备，随意排放带有致癌物质或其他有毒物质的污水，严重污染了环境。
废纸出现害虫问题
中国进口的废纸也出现了害虫问题。今年1月，中国从西班牙进口的果汁纸包装集装箱中就发现了5.5万只以上的苍蝇，原因就是包装中残留的果汁。几乎与此同时，又在从美国进口的废纸里残留的咖啡中，发现了橡皮虫幼虫。中国对此深感忧虑，担心害虫逃过检疫侵入中国。以上这些问题，源于中国环保意识的薄弱，垃圾分类收集和再利用设备不完备，还有垃圾进口管理的松懈。
中国政府已从今年四月起实施修订版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强化进口垃圾管理的同时，开始行动起来加强国内的垃圾分类系统，推进包装的轻便化等。同时，有些发达国家心安理得地出口含有有毒物质的垃圾，难道他们的环保意识不应该受到良知的谴责吗?
妇女儿童受害严重
在废铁变金之地：快到正午了，吴女士点燃了家里的灶台。但是，吴女士不是做午饭，而是将拆卸下来的电脑合金板放到盛有液体锡的铁锅里。吴女士的两个儿子也给妈妈帮忙，他们用生锈的刀子把电线切断，动作相当麻利。
这是发生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地区贵屿的事情。贵屿距离香港有5个小时的车程。那里的空气闻起来有一股烧塑料的味道。在吴女士用竹竿和油毡搭成的简易房屋所在的那条街上，堆满了废旧电脑的空壳、电视机的各种管、传真机和手机。贵屿所在的县有大约l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靠拆卸来自世界各地的废旧电脑以及各种电器零部件为生的。在贵屿，拆卸废旧电脑的工作有明确分工，男人用斧头将还能用的部分从电脑中劈下，妇女负责把合金板上的零部件取下，但是这道程序危险最大，在拆卸过程中，不断有有毒气体和烟雾排出，对人们的健康影响极大。小孩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干的活是进行分类筛选。贵屿由此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垃圾堆放地。贵屿百姓从事拆卸废旧电脑的工作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从2000年以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对环境有害的废旧电脑的进口禁令。
去年，再度加强这一禁令的执行力度。当记者试图到乡下采访时，有关当局却推三阻四加以阻挠。其目的无非是，贵屿所发生的都是暗中进行的，对外界是一个秘密。
可以说，贵屿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阴暗面。在贵屿，每天都在上演相同的一幕：发展中国家在为工业国家清理垃圾。
呼吁杜绝生产消费领域的严重浪费
三十三位院士倡议节约
2005年2月27日，徐匡迪、宋健、钱正英、潘家铮、吴良镛等3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共聚一堂，痛陈经济发展中掠夺性利用资源能源的弊端和消费领域铺张浪费的现象，呼吁强化全民族的节约意识，依靠科技进步，尽快实现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石油炼制专家李大东院士说：“我国有35%的石油被当作燃料油烧锅炉了。”王礼恒院士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50多倍。潘家铮院士说，中国目前已有的400亿平方米建筑中95%是高耗能建筑。92岁的侯祥麟院士虽然未能到会，却认真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强调“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而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要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节约型社会”。
积极倡导发展节能型汽车的张彦仲院士算了一笔账：“发展小排量汽车，可以让我们在2010年降低油耗1200万吨。采用汽车节能技术，把效率提高15%，可以节约用油和替代燃料各500万吨。”
节俭的日本人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无论是看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日本都算是一个富裕国家。但日本是一个十分节俭的民族，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抠”。
一张纸要正反面使用：我曾在日本的一家新闻媒体进修过，对日本人节约用纸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负责对进修人员进行指导的高野先生每次发给大家的讲稿提纲总是用已经用过的新闻稿的背面打印的，从不用未使用过的纸。一次，记者不解地问高野先生，日本不缺纸，价格也便宜，为什么还要用已经使用过的纸?高野先生说，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不要铺张浪费，因此，尽管日本不缺纸，价格也不贵，但只要背面还能使用，就不会动用一张新纸。
日本许多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发给新闻单位的新闻稿和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双面复印的。这样做虽然会让工作人员麻烦点，但可以减少50％的用纸量。长此下去，省下来的钱是相当可观的。
政府办公楼太拥挤：在东京，豪华、漂亮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各种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可是，日本政府的各部门依然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旧楼里。除了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这几个重要部门外，其他的省、府大多是几个部门挤在一栋楼里，名曰“共同厅舍”。一般情况下，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有几十个工作人员。桌子一张挨一张，椅子几乎背靠背，如果两人同时坐在那里，通行都有困难。
擦手前甩掉水：在日本大部分写字楼的卫生间里都有擦手纸。这些擦手纸虽然可以随便使用，但并没有人随意浪费，很多人在洗完手后尽量将手上的水甩掉，然后才用擦手纸擦，因为这样做比较省纸。一般情况下，一张纸就可以将手上的水擦干了。在日本的公园及街头小巷的公共厕所内也备有手纸，可以随便使用。但如厕者不仅注重厕所内的公共卫生，还很注重节约，不随便浪费手纸，更不会发生将厕所里的手纸拿回家用的情况。
德国人的勤俭持家
德国目前流行省钱“四少原则”：少进餐馆、少买衣服、少打电话、少往外跑。在德国下饭店是很贵的，一家4口吃一顿起码得花120欧元，所以很多德国家庭已把每周一次下馆子改成每月两次。德国的主妇们提倡少买衣服。以前的德国人喜欢出国度假。现在为了节约开支，德国人把出国度假换成了“在家度闲假”和“搞野营”等形式。
除了“俭”以外，德国人“勤”也让他们节省了很多开支。克莱门特家的地下室里有个德国人家里常见的“家庭小工厂”。这间“小工厂”摆着一个大工作台，工作台下面都是一个个小抽屉，里面装满各种规格的钉子、螺丝、电子元件和各种材料等等。靠墙摆放的一排工具柜从木工、瓦工工具到钳工、焊工工具，应有尽有。许多家庭的小楼层除了设计和盖房是请人帮忙外，余下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干的，如房屋装修、厨房和卫生间的设计和安装等。此外，他们还自己修理家中的汽车、机动游艇、家用电器等。
贫富差距小 腐败现象少 生活水平高
芬兰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芬兰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国家，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国家之一。
芬兰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原因，应该从这个国家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中、从国民勤奋劳动的道德观中、从人民所接受的教育中，以及人们构建福利国家的努力中去寻找。芬兰政府将每年国家预算的25%用于社会服务事业，3.5%用于科学研究与开发工作。
芬兰外交官马克斯·雅各布松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芬兰是一个有序的、均衡的、运行良好的社会，政府官员称职，工作切实有效。腐败现象偶有发生，但是绝对不多见。在欧盟国家中，芬兰不同阶层的人收入差距是最小的，这使芬兰社会更加平等，凝聚力更强。国家预算的14%用于公共教育，这也有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
《国际透明度》报告指出，无论是芬兰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不同的政治党派，都几乎不存在腐败现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进行的18次调查，该报告给出了各个国家的“腐败现象指数”，理想指数(不存在腐败现象)为10，芬兰为9.7，位居接受调查的143个国家之首。
根据对国民的生活质量、工资水平、言论自由度、失业率和家庭观念以及国家的政治健康程度等因素的统计，《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芬兰也是世界上人民生活最好的国家之一。
芬兰驻阿根廷大使里斯托·费尔特海姆指出：“在芬兰，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非常突出，这与完全消除了文盲有密切的关系。芬兰从1917年独立以来，就一直在推动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大众教育和全民投票权(芬兰是欧洲最早赋予妇女投票权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一种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氛围。”
费尔特海姆指出，芬兰的政府可以任命许多官员，但不能因政治原因和好恶随意罢免官员。这种行政机制在减少腐败现象、提高政府透明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芬兰政府的公共开支运用非常规范而且透明。任何官员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决定公共开支的使用。
芬兰政府的各级官员的个人收入和完税信息完全是公开的。芬兰社会对可能会出现的腐败现象非常关注。哪怕出现一点可疑的腐败问题，媒体也会立刻予以极大的关注。
此外，芬兰政府官员在退休后也没有特殊待遇，与普通职工的待遇完全相同。
牛粪“生”出数千万元
一头牛一天产粪便15公斤，年产5吨；1吨牛粪可以养蚯蚓30公斤，每公斤10元，可获利1500元；产生蚯蚓粪3吨，每吨300元，可获利900元。一头牛的牛粪一年就可以增收2400元。养1.5万头牛，仅牛粪一项就可带来产值3000多万。
近日，“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到鲁西农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采访时，总经理王志刚给记者仔细算了算有关“牛粪”的这笔账。“这还仅仅是养殖黄牛这个产业链的一部分。”王志刚向记者简单介绍了这个产业链的循环：把农民废弃在田间地头的秸秆进行青贮，作为养牛的饲料；利用牛粪和屠宰产生的有机废水生产沼气；沼气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照明等；沼渣养蘑菇，蘑菇培养基养蚯蚓；够标准的蚯蚓出口或制成保健品和药品；蚯蚓粪和沼液做成饲料，喂鸡、鸭、鱼等，又可做成有机肥料，用于高尔夫球场、环保蔬菜、农作物；农作物秸秆又成了养牛的好饲料。产业循环带来的效益，再加上对牛肉的深加工，这里的一头牛可带来通常5头牛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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