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声音】
温家宝：发展绿色经济 促进持续增长
回顾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只有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全球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有一句名言：“地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的后代那儿借来的”。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家园，必须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转变现有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推动人类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为了让人类的家园更美好，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从此，绿色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确定的“巴厘路线图”，明确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全球逐步兴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绿色浪潮。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将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个重要时刻。世界各国在此表达的意愿和作出的承诺，必将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今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在逆境中从容应对、攻坚克难、经受考验的一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项措施，果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经济下滑趋势。今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3%，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1%，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我们在努力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扩大商品进口、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加强同有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贸和金融体系改革，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努力。
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政府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全面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今年新增投资的14.6%用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推进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成效显著，预计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下降2.1%和2.7%；淘汰落后产能取得积极成效，全年关停小火电机组超过2100万千瓦，关闭各类小煤矿1000多处；森林碳汇能力增强，2008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已提高到20.36%，提前两年实现了向世界承诺的目标；环保设施建设加快，全年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1125万立方米、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装置7000万千瓦；绿色经济产业快速发展，2008年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9%，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风电装机跃居世界第四位。这些既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成果，也是对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
前几天，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也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高度负责的精神。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实施更有效的政策来履行我们的承诺。
姜大明：坚决打好结构调整这场硬仗
●山东省年初确定的主要发展指标，多数能超额完成
●如果不高度重视和抓紧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个顽症，资源、环境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窄，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高
今年以来，山东全省经济逐月逐季回升，企稳向好势头逐步增长，整个形势比预想的要好，预计年初确定的主要发展指标，多数能够超额完成：GDP增长10%以上，投资增长23%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9%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和8%以上。实践证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省委、省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山东实际，对促进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考虑明年的工作，有几点要注意：其一，在世界各国刺激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全球经济复苏、战胜危机将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其二，要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依靠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只有消费的拉动作用强劲了，我们的经济才能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其三，结构调整任重道远，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值得高度重视。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经济金融危机都是一次大洗牌的过程，都会引发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当前，许多国家都在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做准备，纷纷推出以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的新发展战略，美国推出“绿色新政”，日本提出“绿色经济和社会变革”方案，欧盟提出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国内兄弟省市也都在创新发展思路。这种背景下，我们如果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上，仍然靠低水平扩张维持一时的高增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中低端，就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落伍，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陷入被动境地。
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有赖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和抓紧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个主要症结，资源、环境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窄，将来要付出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无论是解近忧还是谋长远，都要求我们痛下决心、狠下功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
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山东省要把正确处理好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作为工作重点，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工作主线，着眼于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平衡性、可持续性，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区域和城乡发展相协调、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相协调，推动全省经济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平稳较快发展。要放眼世界、瞄准前沿，立足省情、发挥优势，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
【科技人才培养之求解“钱学森之问”】
珠峰计划
求解“钱学森之问” 根在“去行政化”
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天天喊“培养创新人才”，但创新人才培养效果不是很理想。而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很少提什么“提高学生创新素质”，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创新、创业人才，还出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问题所在：这些名校的校园文化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谁拥有真理谁就会得到尊敬，谁的创新理念好，谁就在学术和教育上有发言权。
不是我国的学生素质低，也不是我们的教授、科研人员水平差，而是缺少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和土壤。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扭曲了，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把高校的价值取向拉回到崇尚创新、追求卓越上来。我今年9月受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去掉官帽子，让学术水平高的教授挺直腰杆子，说话有分量。
第二件事，是在招生上改变“一考定终身”、以分取人的做法。南方科技大学计划从明年起，从读完高二的学生中自主招生。我们有信心在高二的学生中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创新人才，让毕业的大学生凭自己的能力赢得社会的认可，让南方科大的文凭“香”起来。
如果我们的探索成功了，应试教育的坚冰就有望打破，钱老的遗愿就有望尽快实现。（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创新，从敢于否定开始
科学大师钱学森静静地走了，但他留下的一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留给我们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要有鼓励创新的氛围。从事科学研究和做产品、做商业不一样，它是一种创新，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我很赞同这样一句话：“科研能否成功，就是要看走到悬崖能不能再向前走一步。”要明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真正做出成果来是相对较长、比较痛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培养一流创新人才，鼓励创新的氛围很重要。科研需要鼓励，甚至鼓励大家去犯一些错误，做一些看起来不太会成功的事情。
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氛围是越来越好了。做世界一流的科研，不一定非要去美国，去麻省理工、斯坦福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就完全可以做到。
培养一流创新人才，敢于否定的精神非常重要。一旦下定决心进行研究，首先就要敢于否定别人的成果，并想一想：前人的成果有哪些是不对的，有什么方面可以改善，有什么地方可以加强。当然，培养这种批评精神的同时，更要培养自我批评、愿意接受批评的精神。中国的科研，也许是文化的原因，崇尚谦虚谨慎，对待别人成果以肯定居多，敢于否定的意识薄弱。其实，在科研和学术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再加强一些。
现在，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令人满意，中国大学生的基本功很扎实，跟美国优秀学生相比，某些方面甚至更有优势。不过中国高校的研究生阶段教育还可以再加强些。要培养出一流的科研人员，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在大学期间引导学生往科研方向走，注重营造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氛围。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立志做科研，但至少要创造出引导他们、吸引他们的机会。（作者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沈向洋）
培养人才，要有多样化的模式
从大学自身来讲，我以为培养杰出人才有三个方面是关键的，或者说是“必要条件”。
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没有一个统一模式，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探索多样化的培养模式，在学习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模式，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更多可能的选择。
我认为，在经历了10年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与调整之后，“培养模式创新”将是未来10年中国研究型大学教育创新的难点与关键，也是中国的研究型大学逐步形成自己“发展特色”与“成熟模式”的时期。模式创新决定我们能否培养出创新人才和杰出人才。多样化的“模式创新”之目的是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样化的选择，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有利于培育学生的批判思维，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培养学生和每个人的批判思维。一个只会被动接受知识、只会相信书本和权威的人无法去创新，无法成为杰出人才；而一所在制度和环境上不鼓励批判精神、不鼓励挑战“权威”和“定论”的大学也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
大学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认识到这一点或许简单，但要做到却实在不易。如果用“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课堂教学、考试环节、考核评奖、教育方式、管理制度、大学文化，等等，需要改变和改革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够作为的地方同样比比皆是。
激发学生和大学的创造激情。没有激情就没有创新，但在一个被浮躁与功利色彩笼罩的社会变革时代里，又该如何激发与呵护学生的创造激情，如何让我们的大学更具创新的激情，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这确是一个难题，又是一个简单命题。它难，难在我们要改变自己、超越自我甚至是要超越社会的现实，还难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它简单，简单在不需要经费的投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既然激情对于培养杰出人才如此重要，我们要破解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最具“激情”？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那一次次忧虑而急切的追问应该是对我们所有人去不断创新的鞭策与激励。（作者系吉林大学校长展涛）
培养杰出人才，大学需要“精神”
大学不仅仅是学者们的工作场所，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外界来说，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都有一定的精神感召力。当然，大学精神蕴含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表现在一个个故事里、一个个场合中，它的文化、精神功能是一个潜移默化，与时俱进，绵绵不绝的过程，只能靠我们慢慢去感悟。
这种精神虽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可塑性很强的青年学生。大学传承文化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营造氛围和学术性的教学，全面地塑造学生，培养出具有特定精神血脉的优秀人才，传承和创新人类的知识与文化，去更好地服务社会、引领社会。
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调大学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培养富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不断加强学生求知、求真、求善的道德感和贡献社会的使命感，闪耀着大学精神的光芒。（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无可回避的资源分配和政治博弈
“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疆土的分割已经结束，对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寰说。
傅志寰认为，气候变化已演变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面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态势，傅志寰指出，我国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低碳经济是必然趋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魏复盛魏复盛说，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全国GDP增长约60倍，然而，污染物排放COD（化学需氧量）、SO2、总汞也达到了世界第一，CO2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如果以不变价计，我们付出了过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大量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成了世界的工厂——出口的是资源和环境，留在国内的是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排放总量已经超过了环境的承载力。”魏复盛指出。因此，我们必须实施环境—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节能减排，包括发展低碳经济。
那么，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针对温室气体的排放，应对气候变暖的一种经济形态。”傅志寰说。与低碳经济有共同之处的两个词是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不过，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经济模式，它包容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相比之下，低碳经济则突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重点，或者是有利于集中力量抓住战略机遇，占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同时更能体现我国直面气候变化的态度。对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非常有用。
低碳经济包括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傅志寰认为，低碳经济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
傅志寰说，在今后的10至20年，有可能发生一场绿色技术和产业的革命。一旦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上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就有可能从代内扩大到代际，我国现有的大量装备就面临很快过时淘汰的危险，巨额投资可能变成沉没成本。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仍然在负重爬坡。哪怕有一点松懈，就可能再度落后。因此，必须抓紧行动，不能错过机遇。”傅志寰说。
抓好三个环节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傅志寰说，一方面，从我国的能源禀赋来看，“贫油、少气、多煤”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走低碳发展路子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均能耗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排放总量中很大一部分是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减少的空间小。此外，由于高能耗产品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向发达国家出口。我国承受着国际排放转移压力。
傅志寰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有三个重要环节：能源供应环节，主要是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能源需求环节，主要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缓能源消费；末端治理环节，主要是推动植树造林，发展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加强碳汇建设。
魏复盛则提出应发展低碳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微电子产业、耗能小的第三产业等。其次，通过植树造林、种草固碳，1立方米木柴储量的森林每年可吸收CO2 1.83吨，释放O2 1.62吨。碳汇交易价约30欧元/吨。目前，我国森林已由14%增长至18%，到2020年将达到23%；此外还要发展高科技利用CO2，如稀土催化生产CO2共聚物，代替塑料。
“应对气候变化，低碳时代到来不可逆转，低碳发展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迎接新的挑战。”傅志寰说。
我们离低碳城市有多远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蓝皮书认为，低碳城市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经历了各地纷纷打出“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和“生态城市”的旗帜后，一夜之间，现在很多城市逐渐将发展目标更多地放在了“低碳城市”上。而对这种现象，我们也应该慎重面对。
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城市总数从193个增加到661个。到2006年年末，中国城镇化水平约为43.6%，正处于城镇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预计到2050年会提高到75%左右。而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求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这些都是高耗能产业。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以2006年为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钢材消耗大约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大约占世界的54%，煤炭消耗占世界的3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生产这么多钢材、水泥和煤炭。
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国家提出了节能减排措施，并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因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2008年年初，中国国家发改委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选定上海和保定作为低碳城市发展项目试点，将在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产品制造与应用等领域，寻求低碳发展的解决方案，并总结可行模式，陆续向全国推广。
在此前的一些分析中，有专家提出应该从低碳机动化城市交通模式、绿色建筑、低冲击开发模式与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等四个角度去阐述低碳城市，但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均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面对当今的开发模式，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3月5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资源枯竭城市，32个城市赫然在目，加上去年公布的首批资源枯竭城市，我国资源枯竭城市数量已达44个。而据《南方周末》6月5日报道，中国现有400多座资源型城市遭受重创，正面临突围的困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历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创造我国一个个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却也无法避免产生“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危害，造成了我国资源存量的急剧减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迅速下降，一大批早先资源丰富的城市，到今天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资源枯竭的命运。
在城市交通模式方面，我们的很多城市走的是优先发展汽车交通，而后才考虑自行车和步行交通的路径。虽然在当今的很多新城设计和建设中，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重点考虑了绿色交通，但对于中国那么多已经建设的城市，要想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绿色交通，需要更多的研究并投入更多的资金。
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很多城市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人们不断改变以往城市盲目追求大草坪和硬质大铺装的景观心态，要从生态学的角度去建设。同时，我们还应该给予这些富有生命的植物足够的生存空间和时间，而不应为了短时间内出效果，就大量地进行大树移植。
5月22日，保定成立中国首个低碳城市研究会；6月10日，国内首家低碳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在无锡市成立。同时，上海、保定、无锡、广州、攀枝花、杭州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低碳城市的决心，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但是，面对如何继续保持快速城市化和如何建设低碳城市的抉择，我们更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这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基础庞大而又复杂的发展中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
技术是怎样撬动战略的
东亚芯片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兴起，是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场伟大的工业变革。最初研发出这些产品的公司，如英特尔、摩托罗拉等，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然而当今，东亚已经成为该产业领域中的重要玩家，成为新型市场中的样板。尤其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中，东亚最发达的半导体企业经受住了考验，创造了“真实的”东亚奇迹，为21世纪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了探寻东亚芯片产业的起源和发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管理学研究生院战略管理系主任约翰·马修斯，与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赵东成实地调研了多家公司和机构，认为东亚芯片产业的兴起，有赖于培养并发展了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引进、技术转化吸收的体制载体。作者将这种体制载体称为“技术撬动”。这就为我们理解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创生及升级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作者特别指出，技术撬动并不是芯片产业的“专利”，它在众多知识密集型产业中都可以发挥作用——不仅能够引领东亚产业演化的进程，而且能够引领21世纪世界产业演化的进程！
《技术撬动战略》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重要著作，本书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本文为两位作者所作的中译本序言。
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后发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成功地闯进了全球半导体这一高技术产业市场之中，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猛虎经济体”。这是世界产业史上的一大奇迹。我们对这个“东亚奇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东亚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技术撬动战略”。“技术撬动战略”这个概念为我们所首创，并且成为我们这部作品的中译本书名。那么，到底什么是技术撬动战略呢？
技术撬动战略包括技术、撬动和战略三个要素。技术撬动战略，首先关注的是技术以及技术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的提升包括技术获取、技术配置和技术改进等能力的提升。技术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采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或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把如何获取先进技术和如何利用先进技术作为重中之重，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在当今世界，先进的技术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技术获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技术撬动战略的第二层涵义是撬动。新技术一旦被开发出来，就对所有其他国家和企业敞开了大门。任何新技术都不会永远被锁在实验室里。新技术蕴含着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为后发国家（如中国）通过多种方式所获取，这些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进口设备、聘用外籍专家，甚至并购外国高技术企业。与“金融杠杆”概念进行类比，我们把通过各种合同形式而获得新技术的过程称为“撬动”，即技术撬动。所谓撬动，就是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技术撬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这些方式有优劣之分。
技术撬动战略的第三层涵义是战略。后发国家如何实施技术撬动，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有些国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寄希望于通过跨国公司实现先进技术的本土化。有些国家则强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并通过公共研发机构为它们提供技术撬动。另外，还有些国家强调扶持大型企业（如国有企业），它们利用信贷和法律资源，与跨国公司达成技术许可或技术获取的协议。技术撬动战略涵盖着这些不同的方式。然而，成功的技术撬动战略需要平衡地利用这些方式。
我们发现，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她同时平衡地运用了技术撬动战略的多种方式。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引进跨国企业的先进技术而实现了技术撬动（如中芯国际引进了IBM的45nm CMOS逻辑技术平台）；中小企业（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通过产业联盟而实现了技术撬动；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如英特尔公司来华投资半导体产业），它们被要求把先进技术转移到当地企业，这也是实现技术撬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迅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是多管齐下地实施技术撬动战略；东亚国家或地区探索出来的技术撬动战略的多种方式，在中国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借鉴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撬动战略，并随着自身产业的建立和升级，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技术撬动战略的内涵。其结果是，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科技简讯】
市科技局多举措
支持齐河县区域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推进齐河县区域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是市委、市政府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全市实施重点带动的组成部分。市科技局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多举措加大对齐河县区域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帮扶和支持力度。
一、围绕传统产业嫁接改造，全力推进传统产业高新化
一是着力提升传统产业层次。立足齐河化工、钢铁、装备制造、桨纸等传统产业，膨胀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条，促其不断提档升级。主动协助普瑞生化、远大重熔钢、冠军纸业等企业进一步完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开发费足额列支等相关条件，争创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优势产业和重点骨干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二是不断培植高新技术产业新的增长点。积极培育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等关联性强、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集群，不断优化提升全县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科技计划项目安排、科技成果奖励、服务措施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进一步提高齐河新兴产业中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快高新技术孵化体系建设。积极鼓励齐河加大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孵化体系建设，不断增强齐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二、围绕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全力做好项目和资金争取工作
一是加强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河同山东师范大学、省科学院、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合作成果，不断拓宽县域企业同省内外高校院所的科技交流合作渠道，积极寻求机会同院士开展技术合作或联合攻关。二是加快创建企业研发机构。围绕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先进制造、新材料、化工等重点领域和特色产业，积极支持引导金能煤炭、百多安等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采取多种合作形式共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下大气力引导、培植，不断提高相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将特种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实现企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式发展，争创特种材料加工基地。三是围绕特色产业全力争取科技项目。针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等各类国家、省级计划项目申报的不同特点、要求和扶持重点，进一步加大对齐河项目的挖掘和项目源的初期培植及组织力度，不断从中培育、挖掘重大项目，全面提高申报科技项目的质量和立项成功率。
三、围绕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全力建设合理人才队伍
坚持科技招商与人才引进、培养并重的原则，以项目引人才，以人才促项目。一是加强科技人才载体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从搭建创新载体——引进高科技项目——引进高层次人才——高新技术产业良性发展的机制，积极推进项目、人才、基地一体化进程，密切齐河企业与国内高层次专家、团队的沟通和联系。二是建立项目合作与人才培养的互动机制。积极参与实施“6511”工程和百家企事业单位对接百家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双百合作计划”，推动产学研各方项目、人才合作交流的制度化和经常化，力争每年有1—2家齐河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建立重点实验室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互派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和学术交流。
四、围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力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水平
深入贯彻和实施国家、省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一是强化服务和保障功能。加强对齐河高新技术企业、专利明星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的指导和服务，促进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及时形成专利。积极发挥省市两级专利补助资金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动齐河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力争全县高新技术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重达到60%以上。二是抓好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围绕建设“国家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和“山东省知识产权试点县”，将知识产权试点工作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通过试点层次的提升，进一步实现齐河知识产权工作实力、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促进全县形成更多依靠科技自主创新带动发展的典型，形成更多的具有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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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种振普 编辑：王秀芬 祁玉方 电话：0534—21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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