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论坛】
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那么，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呢？在我国现阶段，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把握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根本出发点：从公共利益出发。这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标志，也是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从公共利益出发，强调的是“公共的、公用的、公众的”。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少数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存在着部门利益化的现象，行使职权并不完全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这是与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相背离的。老子在《道德经》里讲：“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我”，指的就是执政者。其意思是说，执政者如果没有私欲，老百姓自然就会淳朴；否则，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另一个问题是，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怎样把握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在哪里？就在多元利益关系的那个“均衡点”。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应在多元利益关系表达和博弈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多元利益关系的均衡点。
职能定位：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前提是要明确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职能。党的十六大对政府职能作了四项界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党的十七大要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强调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我国在过去相当长时期，政府基本上是“经济建设型”政府，主要精力用在了参与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不是公共服务上。时至今日，这种惯性依然存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职能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上来。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强调，各级政府抓经济发展，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这“三不”，是力求摆脱过去干预经济的惯性羁绊、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要求。
服务内容：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从世界范围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有限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战以来，一些国家建立了比较成型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的国情比较特殊，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三合一”：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借鉴国际经验，从国情出发，我国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应包括四项基本内容：第一，提供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第二，提供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对于发展公共事业性服务，政府责无旁贷。第三，提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基础服务。政府应担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切实推动节能减排。同时，还应加快电网、铁路网、通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中属于商业性的部分交由市场去做，属于公益性的部分直接承担起来。第四，提供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对生产安全，企事业单位负有责任，政府也应强化安全服务体系建设和监管职责。而消费、食品和药品安全等都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政府责无旁贷。
服务方式：在不断创新中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深刻变革，政府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也在不断创新。特别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政府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当大力推广运用电子政务等服务手段，使公共服务更加透明、更加高效。（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常修泽）
【创新型城市建设】
建设公平永续的和谐城市
现在，半数人类居住在城市，在未来20年内，城市居民将占到世界人口近60%。最快的城市增长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那里月均新增城市人口达500万人。伴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增长，城市空间、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及其居民之间的和谐变得异常重要。这种和谐基于两个支柱：公平和永续。
在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由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挑战。燃料和食品价格的上升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应，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有可能摧毁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经济进展。然而，这种对和谐城市发展相对较新的威胁却与规划和管理不良的城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城市蔓延、对机动交通的高度依赖和城市生活方式等因素产生了过多的垃圾，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因而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上升的罪魁祸首。
然而，联合国人居署的分析数据显示，并非所有城市都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负有同样的责任。富裕的城市往往产生更多的排放，更高的收入一般会转化为更高的能源消耗，即使富裕程度接近的城市产生的排放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通过改善交通规划和节约能源正在减少人均能源消耗和排放。与此同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其他城市，机动化和能源消耗增加的双重影响加剧了人均排放水平。发展高能效的公共交通，减少城市蔓延，鼓励使用环境友好的能源等政策都可以有效地减少城市生态足迹和碳排放量。事实上，城市为减轻和逆转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机。规划得当的城市所拥有的规模经济和人口密度具有减少人均资源（如能源和土地）需求的潜力。
世界还面临来自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的挑战。由于一些地区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其它投资中的获益超过其他地区，城市内部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空间和社会差距也正在加剧。如果城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其空间和社会的差距很可能会扩大而非收敛，这一点可以在经济增长方面得到体现。严重的城市不平等会造成双重危机。它们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而且会破坏投资环境。
同样重要的是，城市不平等对人类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健康、营养、性别平等和教育，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在空间和社会二者都差异明显甚至极度不同的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缺失往往会减少人们参与正规经济部门和融入社会的机会。这将会加剧不安全感和社会动荡，进而引发公共和私人资源从社会服务和生产投资领域转向安全和防卫支出。扶持贫困的社会计划，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均衡的空间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城市和城市间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这些都是减轻和逆转城市不公平消极影响最为有效的措施。
许多城市和国家正在通过创新城市规划和管理措施来应对挑战与机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旨在扶持贫困，应对因环境退化和全球变暖而带来的威胁。从中国到哥伦比亚，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正在做出重要的抉择以促进城市实现公平和永续。这些政府意识到城市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同时也是，而且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许多城市还正在进行制度创新，试图在促进繁荣的同时尽量减少不平等和能源的非永续利用。富有远见和责任感的政治领袖，辅之以有效的旨在推动公平和永续的城市规划、管治和管理，努力建设公平与永续的和谐城市。（作者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 K. 蒂巴伊朱卡）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
一、城市交通一体化
在现代世界城市发展中，交通一体化是最鲜明、最主要的趋势。交通布局的全面立体化和大规模智能化管理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使现代城市交通成为整个一体化服务系统。一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目前非常注重发展高效、低污染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地铁和轻轨铁路已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铁路承担城际客运，地铁和轻轨承担市区内部大容量的客运，公共汽车以承担区内某一区域的客运为主。因此，现代城市交通往往会利用海、陆、空发展地面和地上的多种交通工具，形成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每一位市民提供完善的交通运输服务。
二、城市环境园林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人类与自然协调为宗旨的城市园林化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多种要求，使城市成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区。当今世界有许多园林般的美丽国家和城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德、法两国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就有严格保护植被、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德国柏林市中心仍保留着长达6公里的森林绿化带，成为该市的一大特色景观。具有“大洋洲花园”之称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虽然所在地面积不大，却有一半的土地为保护地和国家公园。这些园林般的城市不仅美丽如画，给人们居住生活营造了和谐氛围，也给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城市管理法治化
法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城市规划中实行法治化管理，当时规定巴黎的城市建筑不得高于埃菲尔铁塔，并为城市建设定下了中轴线。依法治市有四层含义。其一，城市政府是一个法人。其二，每个城市管理部门建立前必须先立法，以充分体现管理机构的法律权威性，而非行政权威性。其三，建立一整套体现管理的法规。其四，以法律形式规定相关法规的执行机构权限，从源头上杜绝职能重叠、权限架构混乱的现象。实行了法治化管理就会有效避免现代城市发展进入误区，从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四、城市居民知识化
城市人口知识水平的高低是现代城市的竞争力所在。国际比较研究资料表明，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至少要达到25%，本科以上的比列不少于16%。但就各项指标在国内领先的上海来说，上海目前的就业人口中，专科以上比例仅为12%，其中本科以上只占4%，看来，在知识结构层次方面，我国城市与世界其他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
五、城市产业服务化
现代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变得越来越软化，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许多城市的服务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有的超过80%，美国城市在1997年已平均达到63%，荷兰城市在1975年平均达到58%，上海2000年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50%。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美国在1870年至1970年的100年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分额为80%。以网络作为快速传递媒介的现代金融、咨询、贸易、信息、文化、旅游等知识服务也成为重要的产业基础，知识服务业的比重日益上升。
六、中心城区再造化
城市中心区视为城市发展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心城区的再发展可为现代城市的全面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各种规模的城市与城市区域的发展都依托于中心区取得再发展。在城市中心区的规划中，很多城市都有一整套再发展战略。这些战略都与城市设计和城市土地利用有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金融和一整套优惠政策形成统一的整体。比如美国城市中心区再发展被广泛应用的7个规划和发展战略是：增加步行街、改建室内购物中心、历史文物的保护、临水区域的开发、写字楼的开发、建设重大活动场所、提高交通能力。
七、城市信息数字化
现代世界城市已经开始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是信息化的高级阶段，“数字城市”正在成为世界城市积极规划和建设的全新目标。美国约有50个城市正在建设“数字城市”，香港也开始建设“数字港”，新加坡首先提出“智能城市”的设想并在积极进行中。现代城市以通信、计算机及信息资源网络化为基础，广泛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将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形成新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理念与调控手段显得越来越重要。事实表明信息化进程已经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八、社会活动国际化
21世纪是城市大规模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主要经济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城市。这些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在全球经济、科技发展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组织与协调功能越来越突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通常都是开放度很大、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日内瓦，有1500多个国际组织，每年召开5000个国际会议；新加坡，每年机场入境人数达6000多万人次。这些数据表明，现代世界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正在广泛地走向国际化，正在全力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九、城市发展个性化
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生命力。现代国际竞争导致世界城市之间的国际分工，不同城市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国际优势产业，城市发展的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现代城市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只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强势产业是发展趋势。比如德国的展览名城汉诺威、大学城海德堡、荷兰的港口城市鹿特丹，意大利的服装名城米兰，瑞士的钟表之都洛桑等城市，都靠一两个特色产业、强势产业闻名世界。优势企业和相关产业的不断增多、集聚，必然推动城市经济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当今世界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有强大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群维护其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顶级地位。同时，现代城市个性正在从形到神深入地得到展现，个性化城市空间和人居环境显示了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方面悉尼的歌剧院、巴黎的时装艺术就是很好的说明。
十、区域城市共生化
大都市带或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当今世界一些最发达的国家的精华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比如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带，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它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加拿大、美国西海岸城市带非常重视环太平洋区经济与城市化研究。韩国也准备在其西海岸、黄海门户筹建“水浒城”，建立消费天堂，旅游基地，规划流量为3000万人的机场，这是对韩国本土及中国沿黄海、渤海湾城市的发展加以研究的结果。这些现象表明，城市发展呈现区域内所有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都市圈甚至跨国都市圈，区域城市一体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突出的趋势。
中国城市需要世界性特征
国际化标准是一个城市的硬件指标，世界性特征是一个城市的软件性格
过去30年里，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角是中国：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不到20%增长到2008年的超过40%，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0%。中国目前超百万人口的城市有110多个，而20年后，这一数字将翻番。也就是说，未来20年里，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中心仍然是中国。
令人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大中城市发展的关键词是“国际化”。城市决策者纷纷提出“国际化标准”、“国际化都市”、“向世界看齐”等主张，积极付之于实践。200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际CBD（中央商务区）发展论坛上，中国有100多位市长提出要建设国际化都市。
中国城市决策者们对建设国际化都市的理解，主要表现为按照国际化标准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国际化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体现为一个城市可视的硬件特征，包括机场、高速路、宽马路、轨道交通、标志性建筑、宽大的公共空间、高级写字楼、高档酒店、高级会展中心等，被形象化和符号化。在发展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城市硬件上。中国的领先城市像北京、上海等，与同级别的国外城市相比毫不逊色。由于在城市建设上的后发优势，中国有些城市在城市形象上甚至超越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
国际化标准是中国城市建设应该注重的重要方面。但是，着眼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城市除了需要具备国际化标准，更需要具备世界性特征。
世界性特征（cosmopolitanism）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城市的性格。国际化标准是一个城市的硬件指标，世界性特征是一个城市的软件性格。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无论这种影响力是一种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还是综合影响力，这些城市都被定义为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和城市化趋势交互发展，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国际交换和联系越来越发生在全球化城市或者全球化城市群之间，从而超越基于传统地缘政治概念上的民族国家。可以说，一个国家全球化城市的数量和竞争力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化标准和世界性特征是区别全球化城市和非全球化城市的关键因素。
世界主义特征是一种多元主义文化特征。多元主义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城市居民种族或者民族背景的多元性上。全球化城市因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可以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居民前来工作、生活或者旅游。无论他们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种族或者民族背景，他们在这个城市都能被接纳和吸收，都能找到归属感。目前，世界领先的几个全球化城市，其海外出生人口比例都高达1/3以上，像纽约、伦敦、香港、洛杉矶等。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中东城市迪拜，其海外出生人口比例甚至高达80%。多文化和多种族居民和谐共存是这些城市的常态。
世界主义特征是一种对多样性和差异性兼容并包的特征。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包容不同种族和文化上，更体现在包容多元价值和信仰上。美国著名城市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全球性的创造性人才，他称之为创造性阶级。他把影响一个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概括为3T，即包容性(tolerance)、技术(technology)和人才(talent)。多样性产生活力和创造力。对多样性包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才有可能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创造性人才。
世界主义特征是一种不同阶层和谐共存的特征。一个全球化城市的成员组成不可能是单一阶层。城市生态链需要不同阶层的群体和谐共存，不同阶层的个体都应该得到充分认可和尊重，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心理归属。世界主义特征兼容并蓄富人和穷人、精英和草根。现实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真正鸿沟不是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而是缺乏彼此认同和共识。
致力于实施国际化标准的中国城市更应该重视培育和发展世界性特征。世界性特征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是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全球化城市的决定因素。
发展一个城市的世界性特征关键在管治，应该成为城市决策者、管理者和市民之间的共识。
发展世界性特征需要开放的心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一轮的解放思想，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思路。中国的城市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欢迎和接受外来人群、外来文化、外来理念，摒弃狭隘的地域主义和排他性。
发展世界性特征需要包容的心态。只有包容性才能留下不同的人群和文化，使他们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形成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只有包容性才能容纳多样性，而多样性是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
到目前为止，向国际化标准看齐仍然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题，并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是。在国际化标准上已经实现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努力成为全球化城市的中国城市有必要开始重视城市性格的塑造，即开始发展城市的世界性特征。 （作者系悉尼大学城市规划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以志）
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方向
一、加速化发展
未来20多年，中国城市人口和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以上，城市人口达10亿人左右，形成由城市带、城市群及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届时，中国将形成9大城市带、33个大城市群、1000个左右城市。
二、集约式发展
中国未来不可能再进行粗放式的发展，必须靠集约式发展。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城区面积增加了五倍。在未来的25年里，中国的人口还要将近翻一番，但是城区面积不可能再翻一番了。同时，在其他能源上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消耗了。
三、差异化发展
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从区域上来说将是空间差异上的发展。东部沿海以面为主，由群带面，以群连带。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线为主，以群连带，以带带面。西部地区是集中发展，或者是点状发展，以点为主，以群连线。
四、梯度化发展
东部已经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化迈进了，但是中部地区城市正在经历着巨大工业化的加速期，比如说安徽的安庆、芜湖，湖南的长沙，河南的郑州，山东的济南等等。未来五年内，工业化进程将会逐步向北、向西、向西北推进。工业化的推进必将带来城市的快速发展。
五、层级化发展
城市产业决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的层级分化必将带来城市功能的层级分化。东部沿海的一些中心城市将更多地发展服务业，放弃加工制造业，比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未来一二十年，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也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层级化。
六、个性化发展
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以外，很多城市的产业和功能都将向专业化城市发展，尤其是中小城市。一个城市可能就是一个产业，或者几个大的产业就是这个城市的基本功能。产业的专业化必将带来城市建筑、文化、景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七、网络化发展
就全国而言，由城市、城镇、居民点，组成城市群，由城市群连成带，由带联成城市网络的不平衡结构。就城市群而言，中国城市和区域的交通系统网络化会迅速形成，这一点对于城市一体化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八、全球化发展
中国将形成与全球城市体系相结合的、开放的城市体系，世界顶级城市1个，世界城市3-5个，国际化城市15个左右，国家级城市30-50个，以及一大批区域和地区性城市。
九、非均衡发展
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区域之间都仍将非均衡发展。东部九大城市群将联成一个世界级的沿海城市带，使整个东部地区基本上完全城市化，并且再吸纳中西部2亿-4亿人口。中部密集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居民点聚集，形成20个左右城市群和若干小城市群，同时由群连成几个重要的城市带。西部地区收缩战线，实行生态移民和贫困移民，将部分居民点和小城镇撤并，集中发展一些重点城市和城市群，将部分人口向东部、中部转移，重点城市和城市群通过交通线联系起来发展。
十、跨越式发展
中国有一些城市在未来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像深圳、东莞，这些城市曾经出现过跨越式发展，将来还会出现，全球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生态城市不同于“绿色城市”
“建设生态文明”是国家必须选择的新型发展方式，而“生态城市”的规划理念与方法也将成为城市规划的主流思想
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目标，更标志着生态哲学思想已经从一种学术流派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
百余年前，在“田园城市”理论、芝加哥古典生态学理论中都蕴涵着一定的生态理念。而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生态城市”是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提出的。
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单纯研究自然生态是无法得到完满结论的。因此，与之相对应，“生态城市”的基本理念是“复合生态”理念，即“生态”是包含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等多个方面的整体生态，是阐述本体与其周边整体环境的共生关系，它的核心内涵是“关系的和谐”。生态城市不同于自然保护主义的“绿色城市”，不是简单增加绿色空间，单纯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而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既能满足今世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城市”的最基本特性是它的整体性和特色性。整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整体性。即“生态”追求的是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整体的最优化，而各个因子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花费高额费用建设一座节能型建筑，它就不一定是生态的，因为付出的高额费用也可以支付更有效益的生态建设，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有整体效益更优的选择。二是空间上的整体性。即“生态”应当是基于宏观地域环境背景下的整体效益评价，而不是这个地区的微观效益评价。三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即“生态”不仅要看目前情况下是否能产生正面效益，同时更要看在未来能否继续产生正面效益。比如：引进一个有污染但是经济效益很好的企业，虽然短期内的整体效益可能是正面的，但是未来对污染的治理费用将超过之前获得的经济效益，因此从时间整体性上看就是很不生态的。
所谓特色性，就是对于一个选择是否“生态”的评价，应基于特定地域、特定时期，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换句话说，一个选择如果脱离一定的背景就无法评判其是否“生态”。比如：在江南地区建设水网密集的“水城”是“生态”的，而在干旱地区如果照搬“水城”，就是不生态的。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在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宏观背景下、由中新两国政府共同规划建设的生态城。按照新方的设想，生态城应体现“三和”、“三能”。即：人与人和谐共存、人与经济活动和谐共存、人与环境和谐共存；能复制、能实行、能推广。这些想法是与“复合生态”的理念相吻合的。为突出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的示范意义，规划将“生态”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理念贯彻在规划编制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分别体现了以“保护”为核心的自然生态原则、以“宜人”为核心的社会生态原则、以“高效”为核心的经济生态原则和以“和谐”为核心的复合生态原则。
在“生态适宜性评价”方面，规划采用了层次分析法与地理信息系统叠加结合的方法对规划范围用地进行基于生态因子的适宜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定禁建区、限建区、可建区和已建区，并以环境和土地承载力为基础确定了生态城的合理人口规模。在“生态格局优化”方面，规划保留了重要的区域生态廊道，同时强调了内部生态结构与区域生态格局网络的衔接，形成了以中心水域为核心的放射型、网络式生态格局。在“绿色交通”方面，规划首先确定了交通方式的绿色级别，将非机动车出行作为最绿色的出行方式，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在“生态社区”方面，规划借鉴了新加坡新城建设中的社区规划理念，建立了基层社区－居住社区－综合片区3级居住社区体系。在资源紧缩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宏观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已不仅是理论学界的一个流派，而是国家必须选择的新型发展方式，而“生态城市”的规划理念与方法也将成为城市规划的主流思想。
从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到现在的“建设生态文明”目标，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不是狭义的自然环境保护，而是强调“本体”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它反对的是违背客观规律、将“本体”与“环境”对立起来的竞争与对抗。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
小街道激活大城市
改变大马路主导的都市郊区化的发展模式，让城市变得紧凑、节约，让街道恢复生机
前一阵去了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主人带我游览新修的宽马路、环线，并颇为自豪地赞叹十来年他们城市的“大都会、新气象”。这个城市在“再展新颜”之前我曾经造访过多次，街道不宽不窄，沿街都有大小各式商铺，每条街都绿荫浓密。可惜的是，这座城市眼下已经失去了当年生机盎然的面貌。
今天城市建设的决策者都在为“改善市容”昼夜不停地努力，许多城市多有三大“特色”：一是有路无街。市中心的街道都拓宽成大马路，大多都有绿化带和隔离带；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被拓宽的马路霸占，沿街的小生意、小店面锐减。二是热心修环线。“环线”是中国城市建设的特色，但是收效往往与建设环线的初衷适得其反，同时还破坏了许多城市原有的肌理。我所参观的这个城市如今有几个环线，在非高峰时段几次通过，交通反而拥挤不堪。三是政府及公共建设搬迁到郊区。为带动郊区的发展，政府将许多公共建设及行政中心先后从市中心迁至郊区，但这些新城区被大马路、大街区统治着，周边的开发不外乎住宅和各类园区，在那儿虽有大量绿化，但是商铺罕见，鲜有行人，遑论城市本该有的鲜活色彩。
然而，街道不仅仅体现着一个城市的面貌和风格，它也可以说是提供城市经济健康繁荣的基础。如果说过去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街道的活力，那么眼下金融危机冲击或许正是我们反思和改进城市建设的机会，尤其城市建设的思路与社会经济和就业的互动关系。
首先，“大马路+私家车”的发展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致力发展公交体系才是可持续的对策。街道网络密度，相当于城市生命体毛细血管的密度。如果城市的路网只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动脉组成，没有足够多的街道网络，一两条道路阻塞，容易导致“堵一发而塞全身”。高密度的街道网络，能提供到达目的地更多的路线，这样交通才能熙攘而不拥堵。
一个有效、顺畅的城市脉络能节约能耗、在单位时间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把低速、阻塞的城市交通问题解决了，将直接贡献于带动消费和投资，为城市的经济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香港和纽约曼哈顿岛的人口密度都在全球榜排位居高不下，公交主导政策和密集的街道网络是解决运作机能的高效策略。
其次，我们应该以混合开发进一步减少城市运行成本，增加城市经济活力。许多新城在规划中，将商业、办公、居住、教育各功能严格区分，这样导致城市变成一部机器，它的正常运转，需要大量能源的投入。人们在“睡城”居住，花费漫长的通勤时间到“工业园区”或“高新产业园”上班，购物又需要驱车前往“大商城”。每一个城市使用者和城市共同承担着这样昂贵的代价。
而混合开发则把城市当作有机的生命体，城市的运转不需要额外投入大量的成本，因为每一个部位都有流畅的血液来供给自身的需要。混合开发的城市街区，许多功能都聚集安排在一个适宜的尺度，商业区、住宅区、办公区没有严格的区分，上下班、购物、孩子就学，都在心理、时间、经济上能承担的范围之内。混合开发带给城市的面貌和精神丰富的多样性，使其充满经济活力。
当城市的基本框架和功能都搭好之后，就要让人们回到街道，重新享受街道这一城市魅力所在：让街道店铺林立，使人们愿意在街道行走，逛真正的街。逛街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带有目的性和不带目的性的逛街，都为城市带来活力。好的城市建设，应该让老百姓有业可就，而不是把人们“赶”进大型购物中心，让这些连锁巨头一统天下，摧毁了所有街边小本经营、人情味浓厚的邻里商铺。
“金角银边草肚皮”被奉为沿街开店的不二准则。路网密度的提高，意味着“金角银边”增多，“草肚皮”相对减少，土地自然增值。沿街铺面增多，行人来往增加，也使城市的安全系数提高。
我们的城市，在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以宽马路、环线、大尺度单一功能开发的造城法为模板。短时间内，经济效益显著，但其投资回报率并非最高，也不可持续。在当前“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旗帜下，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大马路主导的都市郊区化的发展模式，让城市变得紧凑、节约，让街道恢复生机，如此因它而产生的经济活力，将会比任何大手笔的资金注入都要来得长远和有效。（作者系资深城市设计师、建筑师，易道公司亚洲区主席乔全生）
市科技局推动产学研合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市科技局始终把开展科技合作作为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不断加快高校院所研发成果与企业应用的紧密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与产业化。
一、切实抓好与省科学院科技合作协议的落实。组织了近70家提报技术难题的企业及部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与省科学院30名专家进行了技术项目洽谈交流。为确保对接活动切实取得实效，活动前，面向全市重点骨干企业征集技术需求和技术难题121项， 涉及先进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等8个行业和领域。省科学院从中选择了31项予以首期合作。截至目前，德州市与省科学院合作的第一批重点解决的31个项目中，11项深入合作且进展良好；7项已达成合作意向，待进一步开展工作；其它13项正在沟通。在双方交流中，企业又提出14个拟寻求合作的项目，目前已有7个进入实质性工作。
二、筹备举办装备制造和化工院士德州行活动。拟邀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和专家为德州装备制造和化工产业发展诊断把脉、建言献策，与有关企业进行洽谈。目前，正在征集企业技术难题。
三、积极加深各方交流与合作。加强同中科院院士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和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的沟通与联系，逐步把与院士的科技交流活动日常化、经常化、制度化，进一步建立德州市与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长效合作机制。
四、认真组织中科院专家对德州部分优势和新兴产业进行调研。把省科学院暂未选择合作的90项技术难题和需求报送给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山东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省农科院等已与德州建立全面合作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德州学院，力争更多、更快地为企业解决难题，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已初选14个项目进行合作。5月20日—21日，中科院沈阳分院总工程师、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副主任赵家绪带队 先后到普利森公司、方向机厂、华茂生物科技公司、索通公司等4个县市区8家企业进行了项目对接、洽谈。5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钟华等8位专家来德州对相关企业机床加工在线测量技术进行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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