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江苏代表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温总理坦言痛心和难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出席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江苏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温总理坦言了他的痛心和难过。
温总理说：“我听到一个例子感到很痛心。我们出口的DVD一台大约40美元左右，可是要交专利费21美元。我们的药品，人离不开啊，90%以上都是国外专利；我们的数控机床70％以上都是国外专利；我们的汽车90%都是合资企业或者是国外品牌。”
温总理指出，在科技转化方面应该有紧迫感，得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自主的创新能力，还有能同国际竞争的名牌产品。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不会有很大改变。
说到医疗问题，总理的语气变得沉重。他说：“三个数字让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难过。城里人住一次院平均大约要7000块钱，农民住一次院大约2000块钱，70％的农民因病死亡，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里。这说明我们的医疗发展还赶不上人民的需求。”
温总理说：“我在报告中讲到要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我没有指出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今年的任务，就要研究已经作出的承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放大看问题 缩小看成绩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实事求是地坦陈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不回避，不掩饰，切中要害，受到了公众的普遍赞扬。
正确看待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尤其是清醒地认识问题，是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就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个后来被人们称为“温式定律”的要义，就是放大看问题，缩小看成绩。就在两会开幕前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了“放大看问题，缩小看成绩”的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首脑在工作成绩与问题上的这种共识，无异给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带来了希望。
放大看问题，缩小看成绩，首先源于正确的出发点，这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为了个人政绩和仕途，那就要常常反过来：放大看成绩，芝麻说成西瓜；缩小看问题，大象变成蚂蚁。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最后是社会和百姓遭殃。
放大看问题，缩小看成绩，还取决于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式，每讲到成绩与问题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此说一出，从上到下工作总结全是讲成绩洋洋洒洒，讲问题一笔带过，而且促使人们有理由对这一个指头掉以轻心。但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势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即“十指连心”，即使一个指头的问题也会造成钻心的痛苦，甚至染成全身疾患。对这样的小病、小疾，不放大去看、去查、去治，行吗?对江河大堤来说，小小的蚁穴可谓一个指头。但足以摧垮其庞大的躯体，让洪水一泻千里。对这样的小洞、小孔，不放大去看、去查、去堵，行吗？
敢于和善于放大看问题，缩小看成绩，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力量。只有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才会这样做。而政府的这种自信和力量，又反过来引发了人民群众的自信和力量，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生命海盗”窃取中国物种
如果有一天，一个中国农民被突然告知，他种植了几十年的水稻种子，侵犯了某个外国公司的专利权。因为侵犯专利权，他和其他农民之间不能自行交换种子，也不能储存来年用的种子，甚至来年播种的每—粒种子都要向该公司付费，这个农民和他的乡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如果这种水稻在全中国农村大范围地种植，这家拥有专利权的公司又突然提价，甚至不允许使用该专利，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人们不太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却发生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物种资源掠夺的事件，已经越来越多”,绿色和平组织项目经理施鹏翔说。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是最大的输家
对抢注物种专利者，绿色和平组织这样形容——有一种新兴的海盗，他们与以前的海盗大为不同：他们的武器不是刀剑枪械，而是尖端的科学知识，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他们不在汹涌的海洋上找寻猎物，只需要安坐在舒服的实验室，以精良的仪器作盗窃的勾当。他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生命海盔”。因为他们所盗窃的是生物的知识和物种资源，他们是现代生物科技公司及聘请回来的科学家。
他强调，如果不能成功对抗“生命海盗”，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将是最大的输家----他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自行储藏种子备来年之用，而必须每年向拥有专利的公司购买新种子。“被专利化的种子比普通种子贵一至二成，对农民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科学家所作的课题《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中，生物专家这样分析“生命海盗”的手段：他们派出研究人员、资助非政府组织或者聘用当地人做所谓的“生物勘探”工作，搜集有价值的物种，把样本连同当地的传统知识带回实验室，分隔出活跃成分或基因序列，并将这“发明”归入其专利。
北京烤鸭烤的已是英国鸭
中国是猕猴桃的原产地，新西兰人到中国旅游时将种子带回国，现在以“基维国”为商品名，畅销世界各地。为了维持和改良猕猴桃的品质，目前，新西兰仍在中国源源不断地收集猕猴桃野生资源。
很少有人知道驰名于世的北京烤鸭用的是什么鸭。北京鸭在英国被杂交后，繁育出“樱桃谷”鸭，重新回到中国，占领了市场。现在，真正的北京鸭市场份额很小，而“樱桃谷”鸭已成为北京烤鸭的主要原料。据了解，中国每年用于引进种畜禽的费用超过2000万美元。
“中国生物物种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项目专家组组长薛达元说，“生命海盗”对我国物种窃取造成的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重视。他介绍说，观赏植物物种资源流失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有些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家专门在中国各地搜集珍贵花卉植物物种资源，采用的是走私或者偷窃的方式。这些已经枯竭了的珍贵稀有植物和名花卉资源，在国外却得到开发，用于贸易，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据调查，中国兰花在全国几乎所有产区均受到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而外国公司却每年在中国一些地区搜集兰花物种资源。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方嘉禾介绍，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资源的90％，野生大豆的许多特别性状对于改良大豆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成为育种与生物工程公司争夺专利权的目标。近几十年来，美国已收集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大豆资源，包括野生大豆资源。这些资源的流失，最终使中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很多优良大豆品种资源被外国拿走，经育种和生物技术加工，变为新的品种，再高价引回国内。长此以往，资源流失再加上资金浪费，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嘉禾说，物种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维持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科技创新增强国力的必要，“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的物种资源流失问题迫在眉睫。”
糊涂的农民 糊涂的官
《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调查报告分析说，“生命海盗”能够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此外，由于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物种资源在输入、输出过程中也没有统一法定程序和渠道，导致我国物种资源不断无偿流失。
而让薛达元担忧的是，物种资源流失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地方政府和普通农民缺乏生物资源保护意识所致，有时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地方政府甚至鼓励这种破坏性的资源采挖和收购。一些地方和主管部门，将这种非法贸易作为创收的主要经济来源。
信息安全的新威胁：网络间谍软件
现在，网络间谍软件(spyware)又迅速成为计算机网络中信息安全的一大威胁，2002年PestPatrol安全公司的报告显示间谍软件的数量由2000年的4种发展到2002年的279种;EarthLink 10月的报告显示2004年在300万台计算机上扫瞄发现8300万个间谍软件。
间谍软件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就某些方面已达到共识：1.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电脑；2.能截取用户的个人资料并能返回其开发商；3．一旦进入电脑就难以清除。据此，笔者认为所谓间谍软件，就是指任何没有被用户知晓或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进入电脑截取用户网络连接信息又很难从计算机上清除的程序。根据这一定义，间谍软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监视型间谍软件”，它具有记录键盘操作的键盘记录器功能和屏幕捕获功能。另一类是“广告型间谍软件”，通过软件捆绑或ActiveX控件安装，能记录用户的信息，但用户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间谍软件进入电脑的途径
1．软件捆绑
软件捆绑方式是间谍软件采用得较多的一种进入途径。它通常和某些免费软件放在一起，当用户在安装免费软件时，间谍软件便悄悄进行自动安装。这种方法能让间谍软件轻松进入电脑。虽然有时候在安装的过程中会给用户提示，但一般都在服务协议的第N页或N行中给出一些模糊的声明。大多数用户都不去逐字逐句细看协议就点击了“I Accept”(我同意)，给间谍软件的安装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2．网站浏览
浏览一些不健康网站或黑客站点都可导致间谍软件进入电脑。当用户在访问这些站点或点击其中某些链接时，间谍软件便自动安装到你的浏览器或系统中，当你上网时，这些间谍软件便可让你的浏览器不定时地访问其站点或截获你的私人信息并发送给他人。
3．邮件发送
由于邮件的方便、快捷性，它也成了间谍软件寄生电脑中的一种途径。曾经一家自称为情人间谍(LoverSpy)的公司推出了一种新方法，只需向对方发送一张含有该公司间谍程序的贺卡，对方阅读后便可以轻松地监控其网上行踪。
间谍软件的危害
1．泄漏商业秘密
通过间谍软件，外部人员可以在企业员工链入因特网的时候截取企业的机密数据、员工的个人信息以及企业内联网的URL等信息并发送到因特网上，一旦这些信息没有加密的话就会引起企业机密信息的泄漏，给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2．侵犯个人隐私
对普通用户来说，间谍软件最大的危害就是侵犯个人隐私，它能够在用户上网的时候记录用户IP地址、访问的网站、个人习性、秘密信息甚至是敏感信息如信用卡号、提款密码等，并将这些调查信息返回到间谍软件开发商的服务器上，开发商可根据这些信息发送广告，或将其转卖给其他广告公司获取利益。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权的同时，还给垃圾邮件的发送创造了条件。
3．破坏电脑的完整性
大部分间谍软件可读性差并且能导致电脑系统的崩溃，而另一部分则有可能影响电脑的正常操作，它会导致操作异常或者非法操作、浏览器异常、用户密码更改甚至是死机。一般来说，将间谍软件清除电脑即可恢复正常，但也有的一旦用户试图清除就会导致电脑异常。
4．影响网络带宽和免费软件工作
间谍软件工作时要与其开发商的服务器相联系并要将截取的信息不断地返回到其服务器上，一旦需要传送的信息多时就会占用大量的网络带宽，影响电脑的正常使用。另外，清除某些间谍软件会导致一些有价值的免费软件不能正常工作。虽然这些免费软件不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用户必须要花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取那些不嵌套间谍软件的软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除上述的危害之外，间谍软件还可以改动你的浏览器设置，将其他的网站作为默认的主页；扰乱你的系统部件之间的兼容性；断开你的电脑同你的默认ISP之间的连接并重新连接到按分钟计费的付费电话服务，给你造成高额的话费。
间谍软件的预防与清除
与间谍软件的斗争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网络用户、软件开发商、政府等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在与间谍软件的斗智斗法中取得胜利。
1．政府行政立法
通过政府行政立法禁止免费软件中嵌套间谍软件是打击间谍软件的一个根本方法。例如，2000年美国通过禁令，不允许任何政府部门网站安装Cookie或者类似Cookie的软件。2004年10月5日美国众议院又以399比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间谍软件法(SpyAct)，以法规机制来管理网络上可以传送信息的软件。欧盟于2003年正式实施反数字盗版法，限制企业使用Cookie文档和其他能获得访问它们网站用户信息的设备，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不准获取、保留或者出售用户信息。这样，间谍软件就因未经用户允许进入计算机硬盘并截取用户私人信息而成为非法软件，真正做到有令可止，有法可依。
2．行业技术保障
虽然政府立法能给反间谍软件予以制度上的保障，但大都是事前震慑和事后惩罚，并且难以鉴定间谍软件，尤其是与合法广告软件的区别。因此，软件行业也应该采取措施，从技术上打响反间谍的攻坚战，开发各种软件来阻止其进入电脑，如微软开发出使弹出式广告失效的Window升级包，EarthLink、AOL(美国在线)、Google等公司则推出阻止弹出式广告的软件以及各种专门的反间谍软件如Ad—ware、SpybotSearch&Destroy。从而，用户使用一个或多个反间谍软件即可使间谍软件无法遁形，并有效地阻止其进入电脑。但是，就像防病毒软件一样，反间谍软件也有一定的滞后性。
3．用户自我保护
(1)提高IE的安全级别或使用别的浏览器。
绝大部分间谍软件攻击的目标就是IE浏览器，如果使用IE作为你的浏览器，就应该将其安全级别设置为中等或更高。如果使用自定义的安全设置，应该按以下设置：下载签名的ActiveX控件：设为“提示”；下载未签名的ActiveX控件：设为“禁止”；初始化未标识为安全的ActiveX 控件：设为“禁止”；运行ActiveX控件和插件：设为“提示”；初始化标识为安全的ActiveX控件：设为“提示”。这样设置就可以防止ActiveX控件向你的电脑中下载东西，除非这些控件被标识为安全的。即使是标识为安全的控件，浏览器仍然会在下载前征求你的允许。当然，如果你不是非使用IE不可，也可考虑使用其他的浏览器，如NetscapeNavigator、Opera、Avant或者GOSURF。
(2)使用防火墙。
防火墙是计算机和Internet之间的一道软件过滤器，它监视着信息的传输并且阻止未经授权的数据通过。但是防火墙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因为它不能阻止间谍软件进入你的系统而只能阻止间谍软件如eBlaster将收集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对于用户来说，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对付间谍软件：及时更新Windows系统，修补可以被间谍软件和病毒软件利用的安全漏洞；仔细阅读服务协议条款；不浏览不健康的网站；不到非正规的站点下载软件以及不收阅陌生人发送的邮件等。
幸福感的指标可能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幸福指数挑战GDP
经济学向来被认为是一门沉闷的科学，可是近年来，它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却让它饶有趣味。
明年，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领导的小组计划设立一个指标来衡量人的幸福感，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一直致力于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旨在比标准的满意程度调查问卷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幸福程度。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幸福经济”现在还没有纳入经济学教科书，但是随着收入上升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它已逐渐得到重视。准确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可能在企业和政府中得到广泛应用。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正出钱就如何衡量幸福向顶尖学者征求意见，这些学者中包括卡内曼以及正在建立另一个“国民幸福指数”的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德·迪纳。
许多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职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挂在嘴上。盖洛普的首席执行官吉姆·克利夫顿说：“现在看来它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他说公司将投入“巨资”进行有关“幸福”的研究。他说：“我们认为这是领导者们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吉姆以一个员工士气低落的大零售商为例：“店里会出现偷窃行为，休病假的会增多，销售额会下降。雇主们都想知道幸福感会给员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2002年12月，英国内阁办公室的战略部门公布了一份题为“生活满意度”的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
去年10月，英国财政部主持了一个关于幸福问题的专题研讨会，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莱亚德勋爵出席了研讨会，他即将出版一本关于幸福的专著。新经济基金会的项目主管赫坦·沙阿说，最近政府提出了一些着眼于儿童保育等问题的倡议，这是政府转变观念的迹象。新经济基金会是位于伦敦的一个智囊团，它支持设立与国内生产总值并行的衡量幸福的标准。
在美国，卡内曼教授关于建立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在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进行，并得到了联邦政府的部分资助。
近几十年来，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产出显著增长，但人们却没觉得比以往幸福多少。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和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为什么政府政策还要致力于让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上升轨迹?这也是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幸福问题上的部分原因。幸福问题曾是心理学的独有领地。
目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建立全面的生活质量指标。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于幸福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不确定的，因为当被问及幸福感时，有些人打出的五分可能相当于其他人打出的七分；情绪同样也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回答。卡内曼教授的研究小组认为他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愉悦感进行排序。
克鲁格教授在会前说，研究小组正与盖洛普一起，通过电话调查方式得出国民幸福指数。他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有可能在一年以后采用这种方法。我希望多年以后，这个指标能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重要。”
“拉美化”对我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训
在国内外学术界，“拉美化”的概念和含义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它是指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或是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有人说它是指贪污腐败和政治动荡，有人将它视为金融危机的同义词，也有人认为它是拉美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在讨论中国足球和大豆种植业时也使用“拉美化”的提法。
我们不能把“拉美化”当作一个“筐”，不能把拉美的所有问题都往里装。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拉美化”主要是指拉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失调。这一失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增长、轻分配。
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是举世闻名的。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专题报告显示，拉美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7.5％。这一比重为世界最低(其他地区平均为10％)。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总人口5％的富人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5％，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个非洲国家才能看到。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发现，拉美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一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财富悬殊程度的国际标准)在0.25—0.3之间，而一些拉美国家则高达0.6。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除历史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税收政策、就业政策、工业化模式和土地所有制以外，它还与拉美各国政府的指导思想有关。一般说来政府在处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主要依据以下几种指导思想：先分配后增长、先增长后分配或增长与分配并重。许多拉美国家遵循的是先增长后分配，认为蛋糕做大后，分配自然会实现公正。事实表明，这并没有改善收入分配。
二、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
在过去的几十年，拉美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工业化建设，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一方面，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就业机会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另一方面，农村不合理的、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将无地农民推向城市。在上述引力和推力的作用下，拉美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
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也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与霓虹灯和摩天大楼相映成趣的是城乡结合处的贫民窟。那里的居民实际上很难享受医疗、教育、供电和排水等基本生活设施。此外，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城市管理的难度增加，非正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治安毫无保障。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不到和谐发展。
地大物博的拉美拥有世界上40％的动植物和27％的水资源，而且全地区47％的土地被森林覆盖。但是，该地区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表明，在1981年---1990年期间，拉美平均每年损失740万公顷的热带森林。这一数字高于同期非洲的410万公顷和亚太地区的390万公顷。就森林生物量而言，1981年---1990年全球共失去了25亿吨，其中拉美占13亿吨，非洲和亚太地区分别为4.8亿吨和7.3亿吨。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可持续发展方面遇到的挑战尤为引人注目．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巴西政府开始认识到保护亚马孙河流域生态的重要性，但乱砍滥伐依然司空见惯。1975年，亚马孙河流域只有O.6％的森林被砍伐；至1988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12％。
在拉美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在过去30年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遇到过一次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损失惨重。
四、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历史进步的前提。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对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
以人为本的衡量标准之一是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人身安全。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犯罪率上升很快，与非洲一起成为世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的谋杀率一般为万分之八，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至90年代，这一比率已上升到万分之十三，是除了非洲以外所有其他国家的4倍。拉美的富人可以雇用保镖，而穷人则只能生活在缺乏人身安全的社会中。
五、教育事业发展不快。
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进步。拉美的儿童入学率已接近100％，与发达国家、东亚和东欧无多大差别。但是，拉美的进步大大小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教育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地区。例如，拉美国家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72％上升到90年代的87％。虽然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在60年代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80％)，但其上升速度却仍然快于拉美，至90年代已达到93％。除东欧外，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识字率的上升速度都比拉美快。上世纪60年代，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教育年限只有3.2年，90年代提高到5年。而东南亚国家则从4.3年上升到7.2年，中欧国家从2年提高到4.6年，东欧国家从6年增加到8.7年。
与东亚相比，拉美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少。就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拉美高于东亚。但是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学业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拉美却比东亚小。从另一角度说，虽然拉美人很容易进入小学，但辍学的人很多。
美洲开发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拉美人有理由相信，教育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虽然拉美与更多的国家相比问题不太明显，但我们得出的结论不会改变：拉美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快。拉美问题的根源既不在于文盲率，也不在于初等教育的受教育年限，因为该地区在这两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较高的入学率并不能使儿童完成学业，更不用说进入中学了。因此，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低于世界水平。”
教育事业的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六、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开放与保护的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大幅度削减关税，使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轻而易举进入本国市场。这一态势使其民族工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民族企业屡见不鲜。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大量中小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倒闭无疑有着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拉美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缩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加了8岁，拉美则增加了16岁(亚洲和中东增加了20岁)。
总之，“拉美化”的种种现象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拉美化”，我们应该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民惟邦本，本固君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斯言是也。
爱尔兰科技引领农业发展
今天人们熟知的爱尔兰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半个世纪以前，它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国，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经济高速发展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
与许多国家一样，爱尔兰经历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20世纪30年代的爱尔兰，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占53％，工业只占15％，服务业占32％。60年代，爱尔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比例还占36％，而2004年，爱农业劳动人口缩减至11.5万，仅占总劳动人口的6％。
到过爱尔兰的人都会发现，那里的经济高速发展并没有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到处是青山绿水，一片田园风光。在爱尔兰69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中，农业和森林用地500万公顷，其中80%的农业土地供应草饲料(青、干和牧场)，11％粗放牧场，9％谷物生产，牛肉和牛奶产品占农业产值的58％，其他农作物麦、燕麦、马铃薯等。几乎所有农场都是家庭所有和经营。
最新的数据显示，农业及以农业为依托的食品加工产业在经济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是爱尔兰最大的本土产业，提供直接就业4万人，并直接支撑了20万人在食品加工和辅助服务业的就业，700多家地方性公司遍布全国。2002年的年产值超过了160亿欧元，出口67亿欧元。爱尔兰发达的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正给它今天的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注入新的活力，以“绿色爱尔兰”的形象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品牌，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竞争。
农业受冲击时，重教育、重科学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爱尔兰加入欧盟时，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出口贸易的60％是农产品。市场开放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当时为爱尔兰经济立了大功的是一大批农业研究所。爱尔兰在1958年提出第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时，把农业放在优先投资发展的地位。从1959年到1972年，陆续建起了牛奶场研究中心，牲畜生产、耕地、经济与乡村社会福利、园艺等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加入欧盟后，爱尔兰政府更强调发展全面的科学基础和技能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补充更高质量的科学和技术人员，并在科技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例如，爱尔兰农业中最主要的牛肉生产，整个牛肉企业的模式，都是依据国家牛肉研究中心的研究建立起来的。
大规模的牛肉生产系统一直根据对实用性、市场适应性和生物、技术与经济效益的评估来进行。这些系统一方面作为农牧场主的示范，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试验的资源。研究所帮助解决了农场主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帮助他们增加了生产和收入。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爱尔兰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增加教育投资，在农村加强大规模的技术培训。1975年，爱尔兰建立了训练年轻农场主的农业学院，与地方培训中心两套系统同时运作，以广泛适应不同人的需要。1980年，半官方的国家咨询与训练机构(ACOT)建立，总管农业学院培训并增加了对农业的咨询服务。1981年，ACOT专家组对农业培训政策做了总的回顾，第一次承认农业培训对农业发展的价值，农业证书培训成为新进入农场的年轻人的一个全面训练项目。迄今，已有1.1万年轻人完成了该项目，其中72％是全日农场工作，20％是半日工作的，他们大部分在农业相关行业就业。最近，农场证书已被农业职业证书取代，更强调商业开发、管理技巧和奶制品、谷物生产新技术。在农业咨询方面，常年有450名农业顾问和100名乡村环境保护计划的顾问活跃在农村。正是这一套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咨询、培训系统，使爱尔兰的农业大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科学指导，避免了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过度开发土地等盲目性的问题。
在科学的发展观念下，农村环境是个宝。今天，人口只有400万的爱尔兰，不仅是软件出口大国、生物制药出口大国，也是欧洲第四大食品和饮料出口国，爱尔兰的奶制品、牛肉及猪肉享有高质量的声誉。爱尔兰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利用它的环境优势，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主打绿色食品的品牌；另一方面，发展乡土田园风光旅游。爱尔兰总理埃亨说，旅游已在广大乡村成为超过农业的第一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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